中国的长篇小说仿佛进入了一个丰饶的汛期。一大批长篇小说迫不及待地从印刷机器里面席卷而出，或者成为大型文学期刊的主力，或者单独装订成册，集聚到某些书店的橱窗里面。如果公布目前长篇小说的生产速度，文学圈子之外的读者可能大为惊讶：现在长篇小说的日产量已经超过了一部，甚至达到了两部左右。每个年度积累下数百部长篇小说，这样的数字意味了什么？
长篇小说与现代社会的阅读习惯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。许多人倾向于认为，现代社会的剩余时间已经大为削减；很少人拥有奢侈的空闲从容地阅读长篇小说。九十年代散文、随笔的风行似乎间接地证实了这种推测。然而，我还想指明，即使职业读者——例如文学批评家、文学史研究者——也不可能逐一浏览这些长篇小说。谁有办法毫不间断地每日读完一部长篇小说呢？这个意义上，阅读的筛选不可避免。哪一部长篇小说能够脱颖而出——甚至，哪一部长篇小说有资格进入人们的视野呢？这样，众多的长篇小说问世伊始就面临着空前激烈的竞争。长篇小说的质量不得不面临苛刻的考验。
但是，许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统计数字的压迫。他们仍然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与长篇小说周旋。他们从来没有感到，长篇小说是一种必须全力以赴的文体；如果无力制服这种文体，那么，作家的心智就将被这种庞大的文体压得趴下。这些作家因为种种理由轻率地加入长篇小说写作的大军；他们并没有事先测试一下，看看自己的双肩能否承受长篇小说的全部重量。现在，人们已经察觉到这种轻率产生的后果：尽管长篇小说的产量剧增，但是，存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长篇小说并没有按照相应的比例增长。人们可以回忆一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文学，几部长篇小说有望为未来的文学史所铭记？人们大约想到了《古船》、《活动变人形》、《玫瑰门》、《旧址》、《白鹿原》，或许，人们还会很快地想到《欲望的旗帜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长恨歌》、《马桥词典》、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、《务虚笔记》，但是，即使再增加一些篇目，人们还是无法满意。相对于每年数百部的产量，寥寥可数的几部的确不太相称。
大批作家有志于长篇小说的写作，这显示了强大的自信。虽然篇幅并不是小说质量的唯一说明，但是，人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将长篇小说视为一个时代文学高度的标志。谈到法国文学的时候，人们不是首先记起了雨果、福楼拜、巴尔扎克、普鲁斯特吗？谈论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复活》、《卡拉玛卓夫兄弟》或者《罪与罚》，不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谈论俄国文学的特征吗？事实上，这也就是人们更为迫切地期待长篇小说有所突破的原因。长篇小说将最大限度地容纳文学对于现实与历史的解释，容纳文学对于人性的体察；同时，长篇小说还将最大限度地汇聚种种艺术形式。这一切构成了长篇小说难以比拟的份量。许多作家已经认可了一种传统观念：长篇小说是表明一个作家文学段位的有效证书。经历了短篇小说或者中篇小说的训练之后，这些作家理所当然地转入长篇小说一试身手。
当然，大批作家对于长篇小说的可贵热情应予保护。好大喜功与雄心壮志有时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但是，我想补充的是，这种热情必须同人们所常说的“精品”战略结合在一起。换言之，人们渴望看到的是中国的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，而不是为某种空洞的数字繁荣而沾沾自喜。长篇小说要求作家更为敬业，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，他必须在素材、想象、艺术修养、思想乃至体力等众多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积聚，这是冲击文学顶峰的基本保证。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许多作家将长篇小说估计得太轻了。他们似乎随时可以投入长篇小说的写作，他们心目中，长篇小说与其他文体的差别不过是写出来的字数多一些而已。他们仅仅用对付兔子的方式与狮子搏斗，因此，他们的长篇小说时常松松垮垮，入不敷出，草率成章，远不如他们曾经发表过的中篇小说或者短篇小说。一些人甚至自嘲地说，什么都写不出的时候就去写长篇小说。应当承认，目前的长篇小说有了更多出版或者发表的机会，但是，这不应该是降低标准的理由。面对长篇小说的惊人数目，我宁可指出两个相反的例证：曹雪芹那样的天才尚且需要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才能完成一部《红楼梦》；鲁迅甚至因为材料不足而放弃了描绘长征的长篇小说写作计划——这种严谨难道不该让众多的作家重新想一想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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